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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建民——民樂人要葆有中國面孔

發布時間:2014-1-21 13:54| 發布者: sunny| 查看:1879

摘要:民樂的大環境在近10年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,但是民樂并沒有真正的升溫。《中國民樂》:您2003年到上海音樂學院擔任附中常務副校長,3年后到民樂系任系主任,近十年間,您認為中國民樂大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?王建 ...

民樂的大環境在近10年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,但是民樂并沒有真正的升溫。

《中國民樂》:您2003年到上海音樂學院擔任附中常務副校長,3年后到民樂系任系主任,近十年間,您認為中國民樂大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?

王建民:這十年,剛好是我進入上海音樂學院的10年。民樂大的環境在10年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。比如,正規的有規模有計劃地大賽是近幾年的事情,金鐘獎、文華獎、央視大賽這些國家級的民樂大賽在這段時期設立、舉行。從這些賽事可以明顯地看出,某個項目推動的力度大,這個項目就發展快,領先于其他樂器。

從院校的角度,這種普及的程度一定與院校的現狀有關系。在很多專業音樂學院和藝術院校中,民樂招生比例成倍增長。普及多了,需求量也多了。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,考生的入學水平、水準在不斷地上漲,這與院校畢業生的水平、普及的程度、教學水平的提高、曲目的擴張等一系列條件是有關聯的,絕非是單一的現象。從學校發展的角度來講,還是中央、中國、上海三地領先的態勢。但北京仍然是中心,眾多藝術院團和專家云集在此,使北京具有強大的引領和輻射的作用。

現在輿論越來越多地談及民樂,但是很多時候,談民樂還是一個表面的現象。實際的舉措上并非那么理想。我觀察新加坡、香港、臺灣民樂的發展。比如新加坡,他們這些年提高非常之快。得益于什么?得益于新加坡政府給每個學校在藝術教育上有一筆比較可觀的撥款,用于購買樂器、組織活動等。每個學校都有一個樂隊,其中華樂隊占了很大的比重,多達幾百個,正因為如此,他們這么小的一個國家,才在舉行比賽時顯示了很強的實力和規模,各種樂器都有,各種組別、獨奏、合奏等各種形式。臺灣也是如此,他們的水準發展很快,國樂普及程度相當可觀。在10多年前,水準一般。他們通過廣泛的普及和與大陸的密切溝通,水準不可小覷。

從民族音樂發展的角度,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不是簡單地讓孩子學民樂、普及民樂或是成立一個民樂隊。我覺得民族音樂的教育,應當寫入國民音樂教育課程,真正地在民間和孩子中做扎扎實實的民樂傳承工作,只有如此,專業發展才能根深葉茂。

民樂不好寫?按照我的看法,好的東西都不好寫。其實,這還是一個作曲家的態度問題。

《中國民樂》:越來越多的專業作曲家開始關注民樂,為民族樂隊寫作品。有人說民樂好寫,有人說民樂不好寫。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?那么寫好民樂作品的秘訣是什么呢?

王建民:民樂不好寫?按照我的看法,好的東西都不好寫。比如歌曲,我說也不好寫。民樂好寫嗎?好寫也不好寫,其實還是一個態度與觀念的問題。你寫的時候,有沒有花時間花功夫去了解它,寫的時候還要跟演奏家不斷地溝通。所有比較成功的作品,一定跟演奏家有較為深入的交流。其中,還有個語法問題,民族音樂有獨特的語法,我們有些前輩,年紀比較大的演奏家為什么對年輕人比較排斥,是因為音樂語法與以往完全不同,跳躍式的對接,有個轉換過程。作曲家要注重民族音樂的語法,這個語法存在于戲曲、民歌、器樂曲里,很多很多。

專業音樂創作上有個斷層,我們長時間處于一個西方音樂教育體系中,產生了很多該體系下培養出來的民樂作品。這些作品本土性不強。改革開放以后,從八十年代的新潮音樂開始,各種各樣的音樂形式及技法涌入,院校發生了180度的轉彎,作曲家傾向于用各種各樣的現代技法去寫。很多演奏家感到很惶惑,怎么這些東西都一下子不能演奏了?其實這是作曲家本身的審美觀念的問題。

我當時寫《第一二胡狂想曲》,起因是鄧建棟的約稿,從那時我開始關注民樂,覺得民樂有待開墾的空間。這是我的第一首民樂作品。當時也有很多人覺得二胡怎么能這么寫?我寫民樂作品始終沒有忘記一個重要的原則——旋律。我在旋律寫法上試圖不斷根又不守舊,要想辦法融入一些個人的特點,是從這些方面來考慮的。還有,我很喜歡民歌,有些特別好聽的民歌我會記得很牢,我很想去用民歌里好聽的東西表達我的情感。我現在仍然認為民樂待開墾的空間還是有的,因為作品還是太少。如果有某個專業從小學到大學,一直培養下來,作品是不夠支撐用的。但是一直寫下來,你會覺得越寫越難。其實最難得就是超越自己。

一個學科,技術的教育不放在首位,是不可取的。技術和審美要結合。但是要先解決技術問題,再解決審美問題。

《中國民樂》:技術和審美,哪個為先,已經成為藝術教育和藝術生產一個熱門的話題,作為院校的作曲家,您如何看待技術的重要性?

王建民:一個學科,技術的教育不放在首位,是不可取的。所以我在學校會強調,當一個孩子音拉不準時,先別談其他的,錯音一大把或者“微錯音”一大把,是不能容忍的。我常常講, 不管拉得如何,如果有錯音,這就是米飯中的一顆沙子,先把這顆沙子給剔除掉。現在院校也有很多人說要加強傳統音樂教育,但是我的看法恰恰不是這樣,而且我覺得現在的孩子們拉傳統曲目一點兒也不比老的演奏家差,因為現代人的眼光不同,見多識廣,為什么要去拷貝以前呢?他們非常優秀,稍加點撥,他們一樣能拉得很好。

關于藝術生產也一樣。我們的國家級的樂團,你面對市場要演出什么作品姑且不論,但是國家級的樂團,應當勝任各種作品,不管是何種技法哪國人寫的,但是你都必須勝任,技術和審美要結合。但是要先解決技術問題,再解決審美問題。

我更關注院校的建設。學科化、標準化、體系化是民樂系科亟待解決的問題。在當今的這個多元化的社會背景下,我們要有個核心的東西。比如民族樂隊,這么多年形成這個規模后,我們不能再去指責它拷貝西洋樂隊,或者再主張小型化,因為這已經幾十年這么走下來了,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使樂隊更加完善化,或者在研發方面,使這個樂隊更加好,作曲家的任務就是為這樣編制的樂隊寫曲子時,怎么樣能使樂隊發出更漂亮的聲音,更動人的音樂,應該是這個任務。其實各種各樣的樂隊很多,比如新疆木卡姆,你想讓去做成幾十人的大樂隊,也不可能啊。民間的樂隊還是會存在的。但是我覺得一個標準、一個體系化的東西需要確立。歐洲的傳統音樂,有嚴密的體系、一整套的教科書,就是標準化、體系化,我們在這方面有待完善、發掘。

民樂在發展過程中,怎樣保持中國人純粹的面孔,塑造我們中國人應有的面孔這一點很重要。華樂論壇要一屆一屆解決不同的創作問題。

《中國民樂》:當前的藝術態勢下,您認為,民樂是要更加開放,還是要縱深發展呢?

王建民:民樂越開放越好,其實這也是一種多元化的體現。現在不是流行跨界嗎,你可以盡情地去跨界,跟電子音樂、爵士、流行音樂。別老抱著中國民樂必須是“純粹”的概念。中國的民族音樂在本身發展過程中就是不斷融合、吸收各種文明和流派的產物。

但是,一定要堅持的是,怎么樣想辦法在發展過程中怎樣塑造中國人純粹的面孔。比如這次6月份舉行的首屆華樂論壇,就是替代了政府的一些職能。這個專題很好,應當每次搞一個專題,比如室內樂。當代民族室內樂是個新的名詞,在院校中也很受重視。其實民樂室內樂在中國歷史上也有前身,我們現在談的室內樂,是以現代或者當代創作為主的作品。胡登跳的絲弦五重奏,最早開辟了院校室內樂教學的先河。我很注重室內樂教學,已經列為一個重要的學科,但是室內樂真正的培養很難,比如沒有固定的樣式,因為如果進入教學,就必定要產生一個基本的模式,這個要慢慢研究確立,要慢慢摸索,看菜吃飯、因地制宜。比如有的院校,在彈撥方面特別強,那就可以開一個彈撥樂團,在這方面培養挖掘。如此,形成民族樂隊多元化的另一個春天,這不是更好嗎?

我是作曲出身,但是我來做民樂,看的就廣一點。教材建設,對于各個院校來講,都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。

《中國民樂》:由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主辦的全國藝術院校民樂作曲比賽,已經連續舉辦了5年,影響越來越大。這個比賽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果呢?

王建民:我做了5屆的作曲比賽,每年分類,是我系發展的常規項目,比賽吸引了九大音樂學院的學生參加,我關注的是在高校領域的發展,比賽要起引領作用。教材建設,對于各個院校來講,都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。沒有解決好,問題就是東西少。我的比賽跟此有關,比賽曲目積累下來可以進入教材。

比賽設計上目的性很強,每年有不同的分類和主題。比如,一屆我們規定編制是5到8人,哪幾件樂器。下一屆專門為彈撥樂而作,琵琶、中阮、古箏、柳琴的獨奏和重奏。今年為民族管樂而作。笛子、嗩吶、笙三件樂器。前年,是二胡帶一個伴奏而作,單項,正好開了個全國性的二胡會議。5屆比賽下來,積累一批民樂曲目,雖然比較稚嫩,但是長期做下來就會有好的作品產生。比賽促進作了各大院校作曲專業的學生更多為民樂寫作品,成為了一個專業平臺,他們為民樂寫作的興趣越來越高。又因為上音民樂系學生演奏的水平很高,他們的水平能很好地演繹出來,更增加了吸引力。

學會的態勢處在向上的態勢,建議學會要依托專家委員會,同時敦促使各個專業委員會的功能和職能更加到位。

《中國民樂》:您對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今后的發展有何建議?

王建民:學會的態勢很好,我建議要更加強調專家委員會的作用,同時注重發揮學會各專業委員會的功能和作用。學會的高層要對各個專業委員會提出要求和規劃,或者對專業委員會提出是指導性的意見。我們在院校就是如此,要提出很嚴格的5年規劃,你對學科發展要提出要求,如果提不出來,那就是不稱職的。據我的了解,各個專業委員會都沒有解決特別迫切的問題,學會要敦促他們做其各自專業領域內迫切要解決的事情。 對各專業委會有個定期的評估制度。比如香港中樂團、新加坡華樂團,對每年一度的質詢制度非常嚴格,并有相應的措施。我認為可以考慮在學會內有個質詢制度。否則有可能幾年下來,有些專業委員會會長什么事情都沒干成。這是應該質疑的。

學會應有步驟有目的地開展比賽,社會反響非常好的青少年樂隊題材比賽,勢頭很好,應該堅持。各種單項比賽還應該做,各個專業委員會的器樂比賽或者作品比賽,通過學會這個平臺做,可能對這個專業輻射的面更大。

華樂、民樂有很多事可做,但是一定要高標準高要求地組做,要高起點,民樂決不能和“土”劃等號。

《中國民樂》:10年前,您曾對媒體呼吁過,中國應當建立職業化的民族樂團,如今,這個愿望還沒實現。除了職業化的問題,您還關注哪些民樂話題?

王建民:我一直在想,我們出訪時往往主打民樂,看來是知道民樂的重要性的。但是為什么有這么多職業化的交響樂團,而為何不能有一個或者幾個職業化的民族樂團呢?真正職業化、總監制的樂團在中國內地還沒有一個。民樂團的發展應該再超前一些,現在年輕人的演奏技藝不得了,我們不愁生源,不愁團員,一流的學生多的是,我希望哪個地方能有魄力建一個一流水準的職業化民族樂團。為內地民樂團的發展投石問路。

理想的民樂作品,各個專業、各個院團都存在相當規模數量的缺口,要培養作曲家隊伍,我只能在我的層面上來做自己能做的事情。從長遠發展來講,梯隊、人才結構永遠是首位的,不能斷檔。

至于創作環境,我覺得已經非常好了。誰也不會再來干涉創作自由了,想表達你的審美觀念時,沒有任何障礙,達到什么水準完全個人的事情。現在民樂的創作是樂隊等米下鍋。院校里,學科經費越來越多,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委約創作費,跟國家級的差不多。這都是很好的現象。很多作曲家清醒地意識到,寫民樂演出幾率很高,能獲得很多的演出機會。我們這個專業,有時候會說到“洋作(曲)”和“民作(曲)”,我希望,今后從專業角度來說,不要再分什么“洋作”、“民作”,任何一個學習作曲的人,都應該寫中國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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